日本经济产业省不久前在核政策会议提出，为确保稳定的电力供应，日本需在本世纪40年代重启2至5座老旧核反应堆，50年代更将重启多达11至14座核反应堆。同时，根据现行能源计划，日本的目标是到2040财年将核电在其电力结构中的占比提高一倍左右，达到20%。
如今，日本急于重启核电的深层原因在于日益严峻的能源供需矛盾。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日本一度关停全部54座核反应堆，核电占比从约30%骤降至不足1%。2022年，乌克兰危机引发能源价格飙升，日本开始重新评估能源战略。近期，美以伊冲突进一步加剧中东石油供应的不确定性，国际能源市场剧烈波动对日本经济造成持续冲击。在此背景下，核电作为本土基荷电源（即承担电力系统日负荷曲线基底部分负荷的发电机组）的战略价值重新凸显。
此外，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正急剧增大日本的电力需求。单座大型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堪比数万户家庭，而AI大模型训练所需的算力基础设施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传统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特征难以满足这一需求，火电又与日本的碳中和承诺相悖，核电因此成为日本兼顾能源安全、经济成本与低碳转型的少数现实选项。
然而，日本核电重启之路不仅面临技术与经济的双重考验，其核工业也劣迹斑斑，从1999年茨城县东海村JCO公司铀转化设施核临界事故到2011年福岛核事故，致使重启老旧核电设施这一计划背后潜藏着来自国内外的信任危机。
一是日本监管体系的失信与数据造假的痼疾令人担忧。2026年1月5日，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发布消息称，在作为滨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重启前提的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新安全标准合规审查过程中，存在蓄意低估作为抗震设计大致标准的地震摇晃幅度（基准地震动）的嫌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方面随后在记者会上就滨冈核电站抗震设计相关的数据造假问题道歉。1月17日，日本最大核电站柏崎刈羽核电站在重启前，被发现用于调节反应堆输出功率的控制棒防抽出功能存在设置错误。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解释称，该设置错误是“1996年机组开始运行时错误输入所致”，此次属于“偶然发现”。然而，之后确认“共有88处存在同样的设置错误”。这一“低级失误”隐匿长达28年，跨越三代操作员与无数次安全检查却无人察觉。当安全数据可以被随意涂改，当检查报告沦为形式主义的道具，所谓“标准”不过是一纸空文。
2023年5月，日本政府通过《绿色转型法》（GX法）修改了反应堆运行期限，由原来的40年（最多可延长至60年）改为运行期间上限60年，且因监管审查、行政指导、法院禁令等非运营方责任导致的停堆时间不计入60年运行期间，潜在延长了反应堆实际运行年限，从而使某些机组实际运行可能超过60年。这也使日本老旧核反应堆装机容量和安全性能均有所下降，引发民众担忧。
二是民众的强烈反对，对核反应堆重启进程构成巨大阻碍。柏崎刈羽核电站所在地新潟县的民调显示，60%当地居民认为重启条件不成熟，近70%对东京电力公司的运营能力不信任。新潟县知事花角英世自2017年柏崎刈羽核电站通过安全审查后长期拖延表态，在中央政府持续施压与能源政策转向的背景下，最终于2025年同意重启。这种自上而下的强推模式注定会使反对声浪更加强烈。日本民众对核能的恐惧并非无源之水，福岛核事故索赔等遗留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全面解决。
三是日本重启老旧核反应堆，也会引起周边国家担忧。2023年8月24日起，日本政府罔顾多个国家的严重关切，执意首次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水，到2026年6月1日已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自首次排海以来，已累计排放核污染水近15万吨。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一致声称，经过ALPS处理的水“安全到可以饮用”。然而，约70%的储罐水经ALPS处理后仍有碳-14、锶-90等核素超标，稀释不等于消除，总量不变的放射性物质将通过海洋食物链富集，最终将影响人类健康。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地层注入、蒸汽排放等替代方案均因成本过高被否决，日本选择以最低成本将风险转嫁给全球海洋生态。这不仅体现了转嫁风险的单边主义，显示日方责任意识的缺失，也无疑在透支日本核电产业的信誉。
其实，日本需要重启的不是反应堆，而是对真相的敬畏、对规则的尊重以及对邻国的诚意。当前日本更应该做的是暂停老旧核反应堆重启进程，正视自身信誉赤字，革新监管体系，承担福岛后续责任，重建透明可信的国际协商机制。
（刘久，哈尔滨工程大学核法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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